國家主體性不明確是台灣的病。承認大陸中華民國亡國了的蔣介石， 卻在台灣宣稱代表全中國，說大陸是中華民國領土，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繼九一二觀光業遊行後，海基會舉辦大陸台商秋節聯誼，又是砲聲隆隆，責備蔡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識。台企聯會長王屏生甚至高呼：「九二共識中，一個中國的概念非常清楚，為什麼不能講？台灣社會真的是有病！」他的發言和擅改旋轉門條款、受聘北京故宮，遭到批評的前故宮院長馮明珠一樣，她不怪罪中共、不檢討自己，反而指「台灣社會不可理喻。」
圖片來源：聯合新聞網
台灣社會的確有病，的確不可理喻。但有病的、不可理喻的不是九二共識不能講、不敢講，而是國家「主體性不明確」，連中華民國是不是主權獨立國家都不清楚，許多人把「一個中國」當做國家認同。當王屏生這些人說「一個中國的概念非常清楚」時，他們實際是視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同一國家，毫不顧慮在國家主權絕對性、排他性原則下，中華民國定然消失不見。同理，當中華民國政府接受「一個中國」、「兩岸同屬一中」時，就是台方準備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時。
面對九一二遊行及台商秋節聯誼的訴求，蔡英文的回應仍是極盡討好，說「對於台商的心聲和遭遇的困難，政府一定會給予最堅定的支持，不會讓台商感到孤單。」問題是，台商的心聲和困難來自中共版的「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在蔡英文這八個字說不出口，全國三分之二以上民意也不接受這八個字之下，蔡英文如何給予堅定支持？如何讓他們不感到孤單？
「一中各表」（即求同存異、互相尊重）是兩岸和解及開展關係的基石，它的本質在一九九O年代是中華民國一中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中並存，後來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存。當近年中共連「求同存異、互相尊重」都不尊重，把九二共識窄化為一中原則、兩岸同屬一中，不管蔡英文說盡多少九二會談、九二歷史事實、九二共同認知好話，亦不領情，試問，台商還能怎麼責備蔡英文？難道要台灣投降，乖乖接受中共版的「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向全世界招認台灣同意香港化，被極權專制的共產政權統一嗎？
國家主體性不明確是台灣的病。承認大陸中華民國亡國了的蔣介石， 卻在台灣宣稱代表全中國，說大陸是中華民國領土，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種嚴重誤導，使許多人腦筋轉不過來，到中華民國已經喪失聯合國中國代表權並被逐出聯合國後，還誤認「中國」（全世界已公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是同一件事，從未思索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主體性。
而主體性不明確的台灣，於是出現統派與獨派的惡鬥，雙方互不承認。台灣既不是統派心目中的國家主體，中華民國也不是獨派心目中的國家型態。其結果，「中華民國台灣」的國家主體意識始終不能建立，也就是台灣的國家建構始終不成功。再加上中共「以經促統，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統戰逐步深入，自己國家認同有病的人反而開始痛批「台灣社會有病」，自己不可理喻的人反而指責「台灣社會不可理喻」。
古代中國胡漢對立時代，有「漢人學得胡兒語，站在城頭罵漢人」的名句。王屏生及馮明珠就是那種人。他們的談話看似理直氣壯，其實心虛氣弱，本質是黑格爾「主奴辯証關係」所說的「血腥戰爭在歷史上會以畏死者投降而形成主人與奴隸關係」，主人是比奴隸更勇敢更優越的人，因為「屈服於死亡恐懼的一方不能超越動物本性，也就是缺乏自由意識。」中共是主人，趨附中共、甘為中共鷹犬的中華民國國民是奴隸，或幻想未來成為奴隸頭目（如台灣特首等）。
笛卡兒以「我思，故我在」建構人的主體性或主體意識。國家的主體性以此類推，是「我是，故我在」，或像卡繆《反抗者》一書說的「我反抗，故我在」。反抗什麼？反抗對方的「主人身分」。當對方自居於主人身分，自認有權否定人的共同價值及基本權利（例如獨立、自決、人權、自由）時，他的主人身分就該被否定，因為失去了這些共同價值及基本權利，人就不成為人，世界就會失序，「反抗所追求的就是這個秩序。」
醫治台灣主體性不明確的病，需要強化台灣的主體意識，包括提升自信心。《自由時報》一篇媒體投書說得好：「麵包師傅吳寶春被媒體問及何不進軍中國市場，到對岸拓展麵包事業？他自信的回答，中國不代表全世界，希望大家能不斷創新商品形式、提高商品質量，把全世界吸引到台灣。他的話對照王姓台商批評政府不講九二共識、直指台灣社會有病，我們的確該承認，台灣社會的確有一部分人病了，而且病得不輕，這種病的學名或可稱做泛中國市場與中國依賴症候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