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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現在的「我們」,要紀念五四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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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四運動的多方「詮釋」

2017年年初踏上中國的土地,第一次在青島感受著何謂華北乾冷的天氣。在五四廣場看著〈五月的風〉這個以紅色點綴的藝術雕塑,其實是在紀念五四運動的起始,宛如一場紅色風暴。當然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之下,整體作品以「紅色」呈現也為這場運動定了調。這場運動可以說是一切近代中國思想迸發的集結,許多一時名流人士在廣場搖旗吶喊。這些群眾包含了:工人、學生、教授等不同階層的人步入街道,對於日本的鯨吞蠶食與北洋政府的不作為感到憤怒。百姓走向街頭,引發的政治能量,也讓五四運動蒙上了後來諸多勢力對其「詮釋」的道路。正如歷史學家柯文(Paul A. Cohen)《歷史三調》中提到:「直接經歷者會根據社會環境的變化不斷改造他們過去的親身經歷,以便保持個人經歷的完整性和連貫性。」換言之,即使是參與者,也會因應當時情境所需而修飾記憶。況且這些經歷者大多早已灰飛煙滅在塵埃之中。不過五四運動宛如永動機一樣不斷的被後世「再現」,成為一種政治性的符碼與某些情境下的「神話」。

為何現在的「我們」,要紀念五四運動? 圖片來源:BBC中文
為何現在的「我們」,要紀念五四運動? 圖片來源:BBC中文

二、台灣脈絡下的五四運動與民族主義

回過頭來,運動結束的百餘年來中國與台灣的之間的關係宛如糾纏不清的結,不斷地纏繞在你、我之間。對於當時受日本帝國統治的台灣而言,五四運動的啟發,在文學上頗受影響。不過真正歸結於後續台灣民主社會運動的鼓舞,可能還是美國威爾遜總統的「民族自決」原則下,帶動了全球獨立運動的浪潮。戰後,五四運動似乎曾經在島內一度被放大,成為某種中國民族一體的連帶關係,與官方的口號。解嚴後,對台灣民族主義者而言,除了透過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構築的論述為號召外,成為台灣人為目的、民主制度與其價值的肯認為前提下,似乎不計前嫌將過往恩怨情仇拋諸腦後,一同納入了國家打造的過程。

理想很美好,但現實很骨感。「集體記憶」在學界早就不是甚麼新奇的概念,但這幾年轉型正義推動也好,可能忽略了某些面向。即這些因政治分類框架下的「泛外省人」所處的處境,我們當然可以透過二二八事件與戰後的白色恐怖加以說明「不論本省、外省人」在國家暴力面前個人生命一律如草芥,但這並不代表中間複雜又帶有情緒、矛盾的社會處境得以化解。在高舉「台灣價值」的同時,無疑透露出背後的空洞。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說道:「和大多數主義不同的是,民族主義從未產生它自己的偉大思想家。」他做為影響民族主義的大師直言不諱道盡了這論述沒甚麼高級的把戲。而當代所謂公共知識份子也一直嘗試推遠民族主義,宛如這帷幕下是「與惡的距離」。

三、「重探」五四運動的歷史解釋

然而,越是刻意忽視的事情,越是容易像迴力鏢一樣狠狠的打臉自己。五四運動必然就等於中國民族主義的象徵符碼,反而是台灣島內共同記憶創傷的修復契機。強調價值卻忽略脈絡這不僅讓價值空洞,使之抽象。當翻開黃克武《胡適的頓挫:自由與威權衝撞下的政治抉擇》這本書,胡適身為自由主義者也會有懦弱的時候,不過卻也揭露出對蔣介石挑戰其底線的頑抗。當然殷海光、雷震、傅正等人更不在話下。如果要溯源於其前述對民主運動灑下血汗的這群人,他們一切思潮的起點,五四運動仍然是繞不開的歷史事件。這個「起始點」似乎打開了現階段中華民國台灣再論述的可能。

另一方面,鐵錚錚的政治現實是,不論是未來台灣走向獨立建國也好或者安於現狀的中華民國派,又或者是主張統一的論述者,中華民國的過去都是當前處於不同政治光譜的身分必須要面對的問題。還有,如何看待1949年前後的群體背後的歷史敘事?要「直球對決」從自由、民主的敘事承認了中華民國曾經統轄疆界的事實?還是透過擷取片段將這些忽略不計,以本土符碼的「黨外運動」締造出一種普遍性的台灣主體論述?作為還原歷史樣貌的角度,都應該予以保留與同等的重視。

四、結論

綜上討論,如果要有自己的脈絡、走自己的路,現居於台灣的「我們」,對待五四運動多一點同情,甚至公開的「再討論」與釐清。或許未必是損害自身的價值,反倒達到民主深化的可能,才是真正的包容與接納在同一個共同體內的「同胞」。

而正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過去,一同面對現在的問題,同時我們才可以構築對未來生活的想像。五四運動的遺產是自由主義香火,而這個火種不斷接續傳遞至今,其跨邊界性的影響超越了現今政治現實與國家疆界。唯有直球對決,我們也才能從民族國家拯救自我。

作者/鄧家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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