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民主政治雖然獲得國際的肯定，但內部卻有許多「非民主」的社會現象，從近年來一些社會事件的觀察，台灣的人權並沒有進步，反而倒退。民主政府的公職人員是「以人民為中心的行政人員」，必須具備：負責任(Responsible)、有反應(Responsive)、可依賴(Reliable) 的共識與素養。若有傷害國家人民權益之事時，官員必須「自動承擔責任」，輕者負行政與道義責任，重者得負法律責任或辭職下台的政治責任。但這些在台灣鮮少看見。

每年10月10日是我們的國慶日，也是「世界心理健康日」，提醒大家要重視「心理健康」，只有身、心與社會的全方位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這是政府應該為人民努力的目標，也是國家昌盛繁榮的基礎。

美國最成功的體操選手Simone Biles，今年七月在東京奧運退出她引以為傲的競賽項目，她坦承自己的心理狀態不佳，她說：「即使是我們當中最有成就的人，有時也必須退後一步照顧自己的心理健康。」這段話鼓勵許多正在與心理搏鬥的人，走出來面對自我，同時也希望國際社會重視心理健康議題。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全球有超過3.5億人罹患憂鬱症。根據衛福部調查估算，台灣約有200萬人有憂鬱症。許多憂鬱症患者不知道自己有憂鬱症，有些不敢承認自己得了憂鬱症，因為怕被貼上標籤，台灣只有五分之一的憂鬱症患者對外求助，一年憂鬱症造成台灣的經濟成本估計約有405億，包含醫療照顧與無法工作的生產損失。

在高壓的社會環境下，台灣憂鬱症人口有越來越多的趨勢。憂鬱症的病因包含生物性、心理性、社會性三個層面：來自疾病、生活中的各種壓力、貧窮、暴力與失落，缺少支持的力量，都會產生心理健康問題。

「心理健康」是國際人權法的基本人權之一，世界衛生組織WHO也對健康權揭櫫“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能取得之最高標準的生理及心理健康）。無論生理或心理健康都與人們的生存相關，因此與「人權」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性，是否能獲得「最高標準的」身心健康，也與「自由」與「權利」的實現有關。

前總統馬英九曾說，「人權之侵害，十之八九來自政府官員」；真理大學法律系吳景欽副教授曾表示：暴力的來源很多，國家暴力的傷害最大，因為它看起來有合法外觀，人民要對抗很困難。

台灣的民主政治雖然獲得國際的肯定，但內部卻有許多「非民主」的社會現象，從近年來一些社會事件的觀察，台灣的人權並沒有進步，反而倒退。民主政府的公職人員是「以人民為中心的行政人員」，必須具備：負責任(Responsible)、有反應(Responsive)、可依賴(Reliable) 的共識與素養。若有傷害國家人民權益之事時，官員必須「自動承擔責任」，輕者負行政與道義責任，重者得負法律責任或辭職下台的政治責任。但這些在台灣鮮少看見。

中壢女老師走在路上就被警察掐脖強制壓地，並上銬逮捕；竹北路邊婦人舉牌表達訴求，被警察違法帶走審訊7個小時，並深夜移送地檢署；去年基隆市民陳青旭因為欠繳交通罰款1.8萬元，房子被法拍，過程諸多缺失，還涉及官員偽造文書，利用媒體抹黑當事人。此後也有多起小額欠稅欠費，卻被執行署查封拍賣房子的報導；就在不久前，新北市一名許姓男子，去年與今年共4萬元的疫情急難紓困金，被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扣款，雖然後來獲得返還，但陳情過程中，執行署說「已執行完畢，無法歸還！」，是「民眾疏忽，該注意而未注意。」「執行署不會也不可能知道存款來源，需銀行查報或義務人自己提出證明才知道。」

這些看在民眾眼裡，根本是公務員的怠惰、卸責，輕率強制執行人民財產的態度，凸顯官員缺乏「道德良心」一點也不考慮人民的基本生存權，而且這些官員還理直氣壯，不但沒有歉疚之心，還不會被懲處，甚至有些更升官進爵，這種國家暴力是人民恐懼不安與壓力的來源之一。

近年來台灣心理衛生需求大幅成長，但2021年國民心理健康預算，平均一個人只有台幣 26.84元，立委邱臣遠說「僅值 1 碗泡麵」，只占衛福部總預算 0.03 %，與先進國家占比10 %相比，有著巨大差距。顯見政府並不重視人民心理健康問題，或許是「看得見的績效」擺優先的政治文化，讓看不見的「人民心理健康」遭到漠視，如果不能改變，將導致未來產生很多的社會問題，並付出龐大的社會成本。

政府應該將人民的身心健康列為「最優先事項」，所有國家政策也應該要進行「心理健康影響評估」，減少惡政，改善病態社會，不只被動的醫治有疾病的人，還要達到積極「防治」與「促進」心理健康的世界趨勢。對於公權力不正義的壓迫，也需要大家一起推動改革，讓人人可以免於恐懼，享有生理、心理與社會的全方位健康。

作者 / 許文宜(企業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