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美國期中選舉將於11月3日舉行，政治素人參政再次成為美國政治的重要現象。面對選民對華府傳統政治人物的不信任，以及通膨、生活成本與社會對立等問題，共和黨與民主黨都出現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缺乏傳統公職經歷的候選人。這些政治新人試圖以不同於職業政治人物的背景與經驗，爭取選民支持，也反映美國政治參與模式正在發生變化。 共和黨的政治素人主要來自企業界、退伍軍人、地方農牧業者及保守派媒體工作者。他們普遍強調自身並非長期在華府活動的職業政客，而是具有實際工作經驗、了解民間需求的政治參與者。部分候選人延續川普所倡導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政治路線，以反對華府建制派、改革聯邦政府及強化國家主權作為競選主張。 在政策方面，共和黨政治新人經常關注邊境安全、非法移民、政府支出、減稅及聯邦行政體系改革。他們認為，傳統政治人物與政府官僚未能有效回應民眾需求，因此需要由具有不同背景的人士進入國會，改變既有政策方向。對部分共和黨候選人而言，川普及保守派基層組織的支持，也可能成為黨內初選的重要政治資源。 民主黨的政治素人則有不同的社會背景，包括基層社會運動者、公立學校教師、教育行政人員、醫護與公共衛生專業人士，以及工會與勞工組織代表。這些候選人通常強調自身與一般家庭、受薪階級及地方社區的連結，並將實際生活經驗作為參與政治的主要理由。 民主黨政治新人的政策訴求，多集中在生活成本、醫療保險、處方藥價格、住宅負擔、生殖權利及勞工保障等議題。他們試圖以日常生活中面臨的問題，說明現有公共政策的不足，並提出改革方向。部分候選人也批評傳統政治人物過度依賴大型政治捐款，使政策制定與一般民眾的需求產生距離。 儘管兩黨政治素人的理念與政策方向存在差異，但共同特徵是強調自己並非傳統政治體系的一部分，並試圖將專業經歷或基層生活經驗轉化為政治代表性。這種政治訴求反映部分選民希望國會能納入更多不同社會背景的聲音，而非長期由既有政治人物主導。 促成政治素人參選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選民對傳統政治體制的不滿。近年美國國會的民意支持度持續受到政治僵局、黨派對立及經濟壓力影響。部分選民認為，長期任職的政治人物未能有效解決物價上漲、住宅負擔與公共服務等問題，因此更願意關注具有不同經歷的新候選人。 社群媒體與小額政治募款的發展，也降低了部分政治新人建立知名度的門檻。過去候選人往往需要依靠政黨組織、地方政治人脈及大型捐款者，才能取得足夠的競選資源。如今，候選人可以透過社群平台、影音內容與線上募款，直接向選民傳達政治理念，並建立自己的支持者網絡。 不過，數位傳播並未完全消除政治參與的資源障礙。候選人仍然需要競選資金、地方組織、政策研究能力及選務團隊，才能在正式選舉中維持競爭力。網路聲量也不必然代表實際選票，尤其在政治立場較為接近的社群中，候選人可能高估自身在整體選民之間的支持程度。 美國選區制度也是影響政治素人參選的重要因素。在部分共和黨或民主黨具有穩定優勢的選區，黨內初選往往對最終選舉結果具有決定性影響。這使得政治新人可以集中資源爭取特定政黨選民，而不必在初選階段同時說服所有政治立場的選民。 然而，這種選舉結構也可能產生政治極化問題。當候選人主要依靠立場鮮明的核心支持者取得提名，競選策略便可能更加重視意識形態與政治動員，而非跨黨派協商。部分溫和派候選人因此可能面臨更大的初選壓力，但其實際影響仍須依各選區的競爭情況判斷。 政治素人具有不同於傳統政治人物的競選優勢。他們通常沒有長期公職紀錄所帶來的政策爭議，可以運用專業經歷及個人故事建立政治形象，也可能更容易與具有相似生活背景的選民形成連結。 但缺乏公職經驗同樣帶來挑戰。國會議員必須處理複雜的聯邦法律、政府預算、外交政策及行政監督工作。具有專業背景的候選人，仍需要證明自己能將個別領域的經驗轉化為完整的公共政策，並具備與不同政治立場協商的能力。 此外，政治新人過去的社群發言、商業活動及私人經歷，也可能在競選過程中受到更密集的檢驗。政治素人的身分雖然有助於建立改革形象，但並不代表其政治判斷或治理能力必然優於具有公職經驗的候選人。 2026年美國期中選舉所呈現的政治新人參選現象，可能對未來國會組成與政黨運作產生影響。若更多依靠個人社群、地方組織及小額募款取得政治支持的候選人進入國會，傳統政黨領導階層對議員的影響方式可能需要調整。 這些新任議員可能更加重視直接回應自己的支持者，而不完全依循黨團領導階層的政策安排。不過，這不必然意味政黨紀律會全面弱化，因為國會委員會、黨團資源、法案協商及連任需求，仍然會影響議員的政治行為。 政治素人參政也可能改變未來政黨的人才培養方式。政黨除了從地方議會、政府部門及既有政治組織尋找候選人，也可能更加重視教育、醫療、科技、企業及公民社會等領域的人才，擴大政治代表的專業與社會背景。 然而，政治參與者的背景多元化，並不必然帶來更有效率的政府或更成熟的民主制度。當政治新人缺乏制度協商經驗，或過度依賴支持者的情緒動員時，也可能增加政策分歧與立法僵局。 因此，2026年美國期中選舉的重要觀察重點，不只是有多少政治素人投入選戰，而是這些候選人能否突破傳統政治資源的限制，取得選民授權，並在進入政府或國會後展現實際治理能力。 政治素人的崛起反映民主制度仍然存在由社會基層產生新政治領導者的可能性。未來美國政治是否因此更加開放、多元，或進一步受到政黨極化影響，仍有待選舉結果與後續國會運作檢驗。真正值得關注的，是政治參與門檻能否降低，以及不同背景的公民能否在制度內持續發揮影響力。 作者：新公民議會

2026年臺北市長選舉逐漸進入政策辯論階段，都市更新、交通壅塞、青年居住與人工智慧產業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當候選人陸續提出城市發展願景，臺北市民或許也該思考：臺北是否具備一套能夠持續研究市政問題、檢驗政策成效與累積公共知識的制度？重大公共建設往往需要十年以上才能看見成果，政策的優缺點也必須經過長期追蹤。韓國「首爾研究院」的發展經驗，可以作為臺北思考未來城市治理的重要參考。 首爾研究院（The Seoul Institute）於1992年以「首爾市政開發研究院」之名成立，2012年正式更名，反映首爾市政思維從過去偏重經濟成長與都市開發，逐漸擴展至社會福利、環境保護、歷史文化與市民生活。這所由市政府出資支持的都市政策研究機構，長期投入交通、住宅、都市規劃、產業發展、地方財政與公共安全等研究，並透過跨領域合作提供市政決策參考。研究院也強調市民參與研究議題設定，建立開放研究平台，運用資訊圖表向社會傳達研究成果。2023年與首爾技術研究院整合後，進一步結合都市政策與技術研究資源。 都市型智庫的功能，是協助行政部門處理跨領域及長期性的政策問題。交通局關心運輸效率，都市發展部門重視土地配置，社會福利部門負責照顧需求，然而城市問題經常相互牽動。例如新增科技園區可能創造就業機會，也會改變周邊通勤流量、租屋需求及公共設施負擔。研究機構若能整合人口資料、空間規劃、財政評估與市民意見，便能協助各局處掌握政策之間的關聯，降低各自規劃所產生的行政落差。面對人口老化、氣候變遷與產業轉型，臺北也需要長期性的政策研究，才能因應不同階段的城市發展需求。 這項制度議題已進入本屆臺北市長選舉的討論，當參選人業已提出在北投士林科技園區設置「台北研究院」，希望結合博士級研究人才、AI分析與都市政策研究，支援市府施政。現任市長則持續推動北士科與內湖、南港串聯的科技廊帶，以及都市更新等建設方案。這些政策涉及台北未來的產業與空間布局，也產生若干需要回答的問題：大型開發如何事前評估交通、住宅及環境衝擊？計畫上路後，又由誰持續檢視執行成果？AI技術雖然可以協助資料分析，政策判斷仍需要專業研究、行政協調與民主程序共同支持。 事實上，臺北市過去已有設置市政智庫的相關研究。市府研考會在2016年委託完成「臺北市政府建置政策智庫之營運策略與可行性規劃」，參考首爾經驗，提出改善市政顧問機制、成立市政研究辦公室、委託大學建立研究中心，以及中長期設置法人研究院等不同選項。目前台北市政府也已有委託研究、民意調查與施政計畫管理機制。因此，成立研究院之前，應先盤點現有資源，釐清哪些研究功能尚未建立、哪些業務可以整合，以及新設機構需要多少行政經費。這些問題涉及制度效率與公共資源分配，應該納入選舉期間的政策討論。 倘若台北考慮成立常設研究院，相關制度設計必須經過充分討論。例如研究題目由誰決定？院長與研究人員如何聘任？預算如何編列？是否公開研究方法、統計資料及不同政策方案的利弊？研究院也應具有一定程度的專業自主性，避免研究方向隨市長更替而大幅變動。對於政府未採納的研究建議，也應提出具體說明。此外，臺北的住宅市場與交通網絡早已跨越行政邊界，未來研究工作需要與新北、基隆、桃園及中央政府建立合作機制，才能處理首都生活圈共同面臨的問題。對台北市民而言，建立能夠長期累積資料、持續評估政策並接受公共監督的治理制度，應是城市發展的重要課題。 作者：林士清

近兩年來，台灣政壇浮現出一種令人擔憂的政治溝通模式：「凡事賴給對手」與「惡意貼標籤」的現象屢見不鮮。面對外界質疑或社會反對聲音時，藍白兩黨的政治人物往往不針對問題本身進行實質對話，而是習慣性地將異見者貼上「青鳥」標籤，甚至將責任全數推給民進黨、「賴」給賴清德總統。這種「遇事就找假想敵」的心態，不僅無助於解決市政與社會問題，更讓人不禁反思：抱持這種拒絕傾聽、一味激化對立的心態，真的能當好一位包容全民的「父母官」嗎？ 首先，我們可以從地方首長與政治人物的具體行徑，看出這種排斥異音的傲慢與標籤化策略的氾濫。台北市長蔣萬安競選團隊推出的「病樹清除隊」遊戲中，將代表特定公民聲音的「青鳥」比喻為阻礙施政的關卡障礙；或是高雄市長參選人柯志恩在造勢場合上面對不同意見者，情緒激昂地怒罵「恁幹譙國民黨係咧幹譙什麼意思的」。 更嚴重的是，藍營部分政治人物在輿論攻防中，甚至會使用「蟑螂」、「老鼠」等非人化的貶抑詞彙來辱罵對手與反對派網民，或是用文字遊戲將政壇上的「洋流」曲解辱罵為「下流」、「佯瘤」。這些行徑都鮮明地顯示，當面對不順耳的聲音時，他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貶低、敵化與情緒性飆罵，而非展現民主社會應有的溝通誠意。 其次，這種「轉移焦點」與「訴諸外部敵人」的政治操作，在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的涉貪爭議中也如出一轍。回顧案件脈絡，柯文哲的弊案明明是由國民黨籍市議員鍾小平按鈴告發，進而掀起後續的司法調查。然而，在面對這場由藍營民代發動的法律與道德檢驗時，民眾黨與柯文哲卻選擇無視客觀事實，依然將砲口全面對準民進黨，怒斥執政黨政治迫害。這種硬要將責任推給「頭號假想敵」的作法，儼然成為政治人物迴避實質檢驗、快速鞏固基本盤最廉價的脫身之計。 最後，政治的本質在於解決眾人之事，而民主社會的基石建立在對話與究責。若政治人物長期沉溺於「找敵人」的泥淖中，習慣將所有逆耳忠言或司法檢驗，都抹黑為敵對陣營的惡意操作，甚至動輒以非人化的詞彙辱罵反對者，不僅無法展現出承擔責任的首長格局，更會持續加劇社會的撕裂。 面對這種屢見不鮮的卸責與仇恨動員手法，選民應具備更高的識讀能力，回歸對政見實質內容的檢驗。一個真正合格的「父母官」，需要的是面對檢驗的勇氣與包容異見的胸襟，而非永遠將過錯推給別人、甚至口出惡言的膝反射式防禦。 作者：秦靖  

立法院長韓國瑜日前再度批評行政院不副署法案及大罷免等政治爭議，甚至以台灣民主「腎虛」、需要服用六味地黃丸作為比喻，引發輿論議論。身為國會議長，韓國瑜的發言不僅代表個人政治立場，更牽涉立法院的制度形象與憲政責任。當國會與行政部門陷入嚴重對立，立法院長究竟應扮演協調者，還是持續以政治語言加深朝野衝突，值得社會深思。 立法院長雖然具有政黨背景，但在主持國會議事時，理應超越黨派利益，維護議事公正與憲政秩序。然而，近年立法院在國民黨與民眾黨合作下，從中央政府總預算、國防經費、教育文化及社會福利支出，到國會職權修法與重要人事同意權，均引發激烈爭議。這些問題不僅涉及政黨間的政治競爭，更關係國家治理能否正常運作。 預算審查是立法院的重要職權，立委當然有責任監督政府支出，刪減不合理的預算。然而，監督權力不應脫離公共利益與政策實際需求。當國防、教育及社會福利預算受到重大調整時，國會必須提出充分理由，清楚說明刪減依據及可能影響，而非讓預算審查淪為政治攻防的工具。尤其面對台海安全情勢與國際局勢變化，國防資源配置更需要審慎評估，避免政黨對立影響國家安全。 另一方面，立法院對司法院大法官人事案的審查，也涉及憲政機關能否有效運作。立法院依法享有人事同意權，但當朝野長期無法形成共識，導致大法官缺額持續存在，憲法審查制度便可能受到影響。國會行使制衡權力的同時，也應考慮憲政機關維持正常運作的必要性。 行政院不副署法律的爭議，同樣反映台灣憲政制度面臨的權力衝突。美國總統依憲法享有否決國會法案的權力，國會須經參眾兩院各三分之二同意，才能推翻總統否決。台灣採行不同的憲政制度，行政院得依憲法增修條文提出覆議，而行政院長的副署權則涉及憲法第三十七條的解釋及適用。 因此，不能直接以美國總統的否決權類比台灣行政院長的不副署權。然而，當立法權與行政權發生重大衝突時，究竟應如何維持權力制衡，避免任何一方過度擴張，確實是台灣憲政發展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 近年國會改革、國安法制、立委助理費及相關財政制度的修法爭議，也使社會對立法院的監督功能與立法品質產生疑慮。國會多數固然具有民主正當性，但多數決並不意味可以忽略少數意見、憲法界限及程序正義。任何涉及人民權利、國家財政或憲政權力分配的法律，都應經過充分審議，並接受社會檢驗。 大罷免運動所呈現的政治動員，也反映部分民眾對國會運作的不滿。無論支持或反對罷免，人民透過憲法與法律所保障的政治參與方式表達意見，都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政治人物不應僅以選舉或罷免結果作為否定不同民意的理由，更應理解其中反映的社會分歧。 韓國瑜過去擔任高雄市長期間，曾因施政爭議遭到市民投票罷免。這段政治經歷正好說明，民選公職的權力來自人民，也必須持續接受人民監督。無論擔任地方首長或立法院長，都不能將選舉授權視為不受限制的政治權力。 台灣民主的發展歷經戒嚴、黨禁、報禁、政治迫害及長期社會運動，才逐步建立今日的自由選舉與憲政制度。相較於過去威權統治時期，今日台灣人民享有更完整的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與政治參與權利。國際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也長期將台灣列為自由國家，肯定其民主制度與公民自由的發展成果。 然而，民主成就並不代表制度已經完善。國會議事衝突、行政立法僵局、政黨惡性競爭及社會政治極化，都是台灣必須面對的現實。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台灣民主是否需要以戲謔語言形容，而是政治人物能否以符合憲政精神的方式處理分歧。 立法院長作為國會的主持者，肩負維護議事秩序、保障不同政黨參與及促進國會正常運作的重要責任。即使對行政院或總統的政策有所批評，也應以制度論述與具體事實為基礎，避免使用容易引發對立的政治修辭。 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價值，在於任何掌權者都必須受到監督，任何政治多數都不能凌駕憲法。台灣不需要行政權獨大，也不應容許立法權失去制衡。唯有各憲政機關尊重權力分立、依法行使職權，才能避免政治衝突持續侵蝕人民對民主制度的信任。 韓國瑜身為立法院長，更應理解其職位所承擔的歷史與制度責任。台灣民主得來不易，國會議長應成為維護憲政秩序的力量，而不是讓國會成為政黨對抗的延伸戰場。這不僅是對韓國瑜個人的要求，更是台灣社會對所有國會領導者應有的共同期待。 作者：蔡文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