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重點是，同一套罷免制度搭配不同的選區設計，本來就難以達到設計原意，因此在這兩次罷免案之後的反思，不只是選舉門檻太低，而是要思考如何設計出一套能夠反映民意變遷的制度，朝這個方向改革，才不會顯得因人設事，而是真正的貼近民意。

2020年6月，台灣迎來首次的縣市首長罷免成功案例，支持罷免韓國瑜的同意票為939,090票，超過高雄市選舉人數四分之一以上，且同意票高於不同意票，成功罷免。

2021年1月，王浩宇成為六都第一位被罷免的市議員，同意票84,582票，超過中壢區選舉人數四分之一以上，且同意票高於不同意票，亦成功罷免。

許多藍營支持者認為是罷韓後第一次選民的反撲，而綠營則認為罷免門檻太低，事實上，這兩次的罷免投票背後真正的問題是出在選舉制度的不同，卻適用同一套罷免制度。

台灣的縣市選舉採單一選區制度（SMD, Single-Member-District System），亦即該選區只會選出一位當選者，而議員選舉則是複數選區，只要超過該選區最後一名當選者的票數就算是當選，而所有當選者票數亦不會相同，若該選區有超級吸票機，最後一位的當選門檻則會相當低。

照理來說，複數選區相對多數決（SNTV,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的制度設計有利小黨選出代表，但當談到罷免時，小黨卻反而容易成為首位被淘汰的人。這樣的罷免制度就如同，在單一選區中，兩個選手互相較勁，要成功打倒對方不只是要全力把自己的支持者動員出來，也要成功策反對方的支持者。在韓國瑜罷免案的案例當中，許多當天出來投出罷免票的人，在兩年前也曾經是韓國瑜的支持者，也才會在投票結果上發現，罷免同意票數甚至超過韓國瑜當年的選票。因此這樣的罷免案可謂具有相當的正當性，更能反映民意的變化。

而在複數選區的情況下，卻像多名選手聯合起來打倒一位選手，即使王浩宇的支持者都在或甚至增加，但也不能改變其他選手加起來的支持者比他多的事實。也就是說，即使王浩宇成功當選的隔一天提出罷免案，在藍大於綠的選區結構下，王浩宇都還是可能被罷免，該制度設計沒辦法反映民意。

所以真正的重點是，同一套罷免制度搭配不同的選區設計，本來就難以達到設計原意，因此在這兩次罷免案之後的反思，不只是選舉門檻太低，而是要思考如何設計出一套能夠反映民意變遷的制度，朝這個方向改革，才不會顯得因人設事，而是真正的貼近民意。

作者 / 鹿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