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合一大選將至，但是國民黨已經在8月傳出多個縣市選情告急的消息，其中，宜蘭縣、新竹縣、彰化縣、嘉義市都是被點名有望「藍天變綠地」的縣市，地方參選人目前民調落後給綠營對手。另外在台東、基隆、新北的綠營參選人也將迎來前總統蔡英文擔任競總主委，有望為原本五五波的選情加溫，加上藍營「最強母雞」蔣萬安面臨對手牽制。國民黨之所以遭致如此境地，當然國會亂搞是因素，另外內部分裂也是關鍵。 首先是藍營參選人民調落後的宜蘭、新竹、彰化、嘉義，國民黨在內部整合都面臨問題。台師大東亞學系教授范世平對此分析，由於立委謝衣鳯、縣長王惠美都不挺魏平政，國民黨很有可能丟失彰化。而宜蘭縣長林姿妙涉貪被停職，加上綠營曾多次執政，因此也有望贏回宜蘭。 至於在北部指標縣市新竹縣，藍營則鬧出徐欣瑩與陳見賢分裂的風波。范世平也指出，鄭朝方年輕票更具優勢，而且國民黨對鄭朝方也沒這麼討厭。至於在嘉義市，范世平也提到，白營的張啓楷至今未獲得市長黃敏惠全力相挺，加上王美惠實力堅強，成為綠營有望執政的縣市。 而蔡英文近日宣布接任新北市、基隆市、台東縣的競選總部主委，更為綠營五五波增加利多。蔡英文曾經在新北市選過市長，雖然落選但也拿過百萬票數，後來選過3次總統，更曾寫下116萬、139萬票的紀錄，由於目前蘇巧慧的民調與李四川膠著，蔡英文的加入有望號召更多曾投過她的中間選民，給予巧慧選情更多幫忙。 而在基隆市，雖然是藍大於綠的重鎮區，但市長謝國樑執政成效不佳，曾爆發一次罷樑運動，而且旗下大將也因涉貪遭收押，加上民進黨基隆市長參選人童子瑋形象不錯，也成為五五波膠著區。童子瑋是陸戰經營紮實的選將，蔡英文加入有望提供更多空氣票助力，為選情增加利多。 至於台東縣則是彌補了劉櫂豪與賴坤成分裂的風波，而陳瑩的原住民身份有望打入鐵板一塊的原住民選票，蔡英文接任主委也成為強心針。 至於國民黨被視為「最強母雞」的蔣萬安也遭遇挑戰，雖然他先前針對毒油風波砲打中央，號召支持者上凱道抗議，還喊出倒閣，展現政治企圖心。但是外界也接連檢視兒虐、砍樹、毒米粉等爭議，而蔣萬安「問A答B」，加上市府處理消極，不僅衝擊形象，就連深藍支持者看了也嘆氣連連。 而台北身為首都，自然是媒體的重鎮，蔣萬安近日來到宜蘭、花蓮、台東等地輔選，雖然能遠離喧囂，但是也少了聲量擴張的機會。反觀對手沈伯洋競選行程馬不停蹄，而且集中在台北市，讓他的理念與市政想法有了更多傳播的機會，加上他不空洞、不草率的特質，著時給了蔣萬安壓力。 當蔣萬安的特質與沈伯洋互相比較時，即使是外縣市的選民，也能清楚分辨誰更有能力。因此蔣萬安即使成為了「跨縣市輔選」的大母雞，仍然會遭遇更多質疑，即使是在藍大於綠的選區，他作為母雞的號召力成為疑問。 至於國民黨黨主席鄭麗文更是沒有發揮母雞的功能，反而在指標縣市成為藍營小雞避而遠之的對象，目前輔選範圍僅限於彰化、新竹、南投、花蓮等藍營色彩鮮明的地方。 面對這樣的趨勢，國民黨麻煩大了！不過民進黨也不能因為風向有利就鬆懈，更需要穩紮穩打、步步為營，在關鍵的內政問題也要力求少出錯，淡化政治對立與民粹氛圍。將九合一大選的風向從「政黨對決」轉為「選人不選黨」的中性比較，才能讓民進黨更有機會斬獲佳績。 作者/Oscar

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辭世，再次引發各界重新評價這位改革開放時代的重要政治人物。從整頓金融秩序、推動國有企業改革，到促成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朱鎔基長期被視為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重要推手，也因強勢作風獲得「經濟沙皇」之稱。然而，一位政治人物的歷史定位，不應僅以經濟成長或改革速度作為衡量標準，更應放在制度發展、人民權利與國家治理的長期脈絡下觀察。對臺灣而言，朱鎔基的辭世提供了一個重新思考民主治理價值的契機。如何看待一位改革者的功與過，如何從歷史經驗中汲取制度改革的啟示，比起單純歌頌或批判，更具有公共討論的意義。 朱鎔基最大的歷史貢獻，在於以高度執行力推動中國經濟制度轉型。1990年代，中國面臨通貨膨脹、金融秩序混亂及國有企業效率低落等問題，他主導分稅制改革、金融改革及國企改革，也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提升中國在國際金融市場的信譽。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更使中國全面融入全球供應鏈，成為世界製造中心。從經濟發展角度而言，這些政策確實建立中國後續二十年快速成長的重要制度基礎，也讓中國逐步由計畫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重要轉折點。 然而，任何重大改革都伴隨成本，朱鎔基也不例外。國企改革導致數以千萬計勞工下崗失業，許多傳統工業城市長期陷入經濟轉型困境；住房制度市場化改善住宅供應效率，卻也逐步形成房地產高度金融化與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財政的制度結構；中央財政權力提升後，地方治理資源重新分配，也衍生新的財政壓力。這些問題直到今日仍深刻影響中國經濟與社會。改革成果固然值得肯定，但改革所產生的社會代價同樣不能被忽略，否則歷史評價便容易流於片面。 若從臺灣民主政治的角度觀察，朱鎔基的治理經驗更凸顯制度的重要性。威權體制確實能集中權力、快速決策，也能在短時間內推動大規模改革，但缺乏充分公開討論與社會監督時，政策一旦出現偏差，修正成本往往更加龐大。民主制度雖然決策程序較長，政策形成必須歷經國會審議、媒體監督、公民社會參與及地方意見協調，卻也因此建立較完整的制衡機制。改革能否成功，不只是行政效率問題，更涉及人民是否有充分參與、資訊是否公開透明，以及政府是否願意接受外部監督與修正。 近年臺灣歷經年金改革、能源政策、住宅政策及租屋補貼等重大公共議題，社會各界經常出現不同立場甚至激烈爭論。有人認為民主降低行政效率，也有人期待政府能更快速完成改革。然而，民主制度真正珍貴之處，在於允許不同意見充分競爭，讓政策在公開討論中持續修正，而非依賴少數領導人的判斷決定國家方向。改革速度可以衡量行政能力，但改革品質更需要制度保障。唯有建立完善的監督機制與公共參與，才能讓改革成果兼顧效率與公平，降低社會衝擊，提升政策的長期正當性。 朱鎔基的一生，留下的是一份功過並存的歷史紀錄。他推動市場化改革，改變中國經濟發展軌跡，也留下勞工保障、地方財政、房地產治理及社會公平等長期課題。對臺灣而言，真正值得借鏡的，不是追求一位具有強勢作風的改革者，而是珍惜民主制度所提供的監督、制衡與修正能力。經濟發展固然重要，自由、法治與民主同樣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基礎。歷史人物終將走入歷史，但制度會持續影響下一個世代。如何在改革與民主之間取得平衡，如何兼顧經濟效率與人民權益，才是朱鎔基辭世留給臺灣民主鞏固階段最值得思考的一堂公共治理課。 作者：林真心

沈伯洋投入台北市長選戰後，最值得觀察的不是單一民調起伏，而是他如何把原本偏向國安、認知戰與法政專業的政治形象，轉化為一套能被台北市民理解的城市治理語言。台北市長選舉向來艱難，尤其挑戰現任市長更需要清楚戰略。沈伯洋近期的競選工作，正試圖從「議題型立委」走向「城市型候選人」。 沈伯洋被徵召後，競選主軸逐漸從中央政治攻防，轉向台北生活問題。他提出以「城市生態系」思考市政，不把交通、住宅、產業、文化與家庭支持切成彼此分離的政策，而是希望把市民一天的移動、工作、照顧、消費與休閒重新串連。這種論述若能具體化，將有機會跳脫傳統市政口號。 近期競選工作也開始走向地面化。從廟口參拜、市場掃街，到與地方議員同行，沈伯洋正在補足過去外界認為他較缺乏基層選舉經驗的弱點。台北市選民雖重視理念與能力，但市長選舉仍需要街頭溫度。候選人能否讓市民覺得「看得見、問得到、願意聽」，會影響專業形象能否轉化為信任。 他的第一項優勢，是鮮明的公共議題辨識度。沈伯洋長期關注認知作戰、資訊戰、民主防衛與國家安全，這使他在台灣面對假訊息、境外干預與社群操弄時，具有較高辨識度。台北是首都，也是媒體、政治、金融與科技資源高度集中之地。若能把國安視野轉化為城市韌性，他的專業會成為差異化資產。 第二項優勢，是年輕與國際化形象。相較於傳統地方政治人物，沈伯洋的學經歷與論述方式更接近新世代專業政治。他能談國際局勢，也能談演算法、假訊息與民主制度，這對高教育程度、科技工作者、青年家庭與關心國際議題的台北選民，具有一定吸引力。台北需要的不只是建設市長，也需要能代表城市走向國際的人。 第三項優勢，是能把選戰設定成價值與治理能力的雙重對比。若只打藍綠基本盤，台北對民進黨本來就是艱困戰場；但若把選舉轉化為「下一代台北要成為什麼城市」的辯論，沈伯洋就有機會把戰場拉到城市想像、民主韌性與生活轉型。這正是挑戰者較有空間的地方。 不過，沈伯洋也必須面對現實考驗。台北市民對市長候選人的要求很具體，交通塞不塞、房價高不高、托育夠不夠、商圈活不活、老人福利是否有效，這些都比抽象理念更直接。若沈伯洋只停留在高層次論述，容易被批評不接地氣；若能提出清楚執行方案，反而能把專業轉化成可信度。 他近期提到8月將推出五大政策，這會是選戰重要節點。沈伯洋需要證明自己不只是會監督、會論述，也能提出可落地的市政設計。尤其內湖交通、青年住宅、家庭支持、AI治理、文化場館與商圈活化，都是台北市民高度有感的題目。政策若能具體到路線、預算、期程與配套，才可能突破同溫層。 沈伯洋的競選發展，某種程度上也代表民進黨在台北重新尋找語言。過去台北選戰常陷入基本盤困境，綠營候選人即使有聲量，也不容易跨出支持者圈層。沈伯洋若要擴張版圖，必須把「民主防衛」連結到市民日常，把「國際視野」落實成產業升級，把「年輕形象」轉化為對青年家庭的政策承諾。 他的優勢不在於一開始就擁有龐大地方派系，而在於有明確個人品牌。這種品牌若操作得宜，可以吸引志工、網路社群、青年參與與政策型支持者；若操作失衡，也可能被對手貼上只會談國安、不懂市政的標籤。因此，接下來沈伯洋必須讓競選節奏更穩定，讓每次發言都回到台北市民真正關心的問題。 整體來看，沈伯洋最近的競選工作正在從中央政治人物轉向首都市長候選人的角色重塑。他的優勢是專業鮮明、國際視野強、世代形象清楚，也能把台北放進民主韌性與科技城市的框架中思考。真正的挑戰則是，把這些優勢轉化為可執行、可感受、可被多數市民信任的市政方案。若他能在政策細節與基層連結上持續補強，台北市長選戰將不只是藍綠對決，也會變成一場關於首都未來方向的辯論。 作者：立雪  

近日清華大學校長高為元因續任後不久，即赴美參與另一所大學校長遴選，引發各界討論。事件曝光後，許多評論聚焦於個人誠信或是否「騎驢找馬」，然而，我認為更值得深思的是，大學校長究竟應如何看待自己所肩負的公共責任。 法律上，高為元參與海外校長遴選並未違反規定。然而，社會之所以出現質疑，關鍵並不在於是否違法，而在於國立大學校長的角色，本就不同於一般企業經理人。企業高階主管追求更好的發展機會，是市場機制的一部分；但國立大學校長肩負的是國家高等教育發展、人才培育與公共資源運用的重任，其職務不只是管理一所大學，更承載著社會對高等教育的信任，以及帶領學校長遠發展的責任。 尤其令人遺憾的是時間點。校長獲得校內支持續任，代表師生相信他願意繼續帶領學校邁向下一個四年，也象徵一份新的承諾正式開始。若在續任後短短幾天內便投入另一所大學校長遴選，即使依法無違，也難免讓外界質疑，這份承諾究竟有多少分量。社會在意的，不是校長不能追求新的發展，而是續任的承諾才剛開始，外界不免疑惑，是否已將個人生涯規劃擺在校務責任之前。 更重要的是，大學治理需要高度穩定。校長的一項重大決策，牽動的不只是個人生涯，更涉及校務發展、行政團隊、國際合作、募款計畫，以及師生對學校未來的信心。當外界開始猜測校長是否可能離開，勢必也會增加校務推動的不確定性，而這正是大學治理最不樂見的情況。 因此，這起事件帶來的啟示，不只是對個人的評價，更提醒我們重新思考國立大學領導者所肩負的責任。人才流動固然是現代社會的常態，但當一個人接受師生託付、承諾帶領一所大學邁向未來時，也應理解這份承諾背後所代表的重量。唯有在個人生涯規劃與校務責任之間取得平衡，才能維護國立大學校長應有的社會信任，也讓高等教育治理建立在穩定與信任的基礎之上。 作者：魏世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