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在「台灣總統直選三十週年與民主韌性研討會」的發言，引爆一句高度敏感的判斷：「國民黨對待台灣人比日本殖民還差」。這句話之所以能迅速擴散，不在於它提供了新的史料，而在於它把台灣近代史最尖銳的兩段統治經驗——日治與戰後威權——直接放進同一個道德秤盤，逼迫社會重新回答「民主如何得來、代價由誰承擔、責任應由誰面對」。 要理解這句話的歷史理由，必須先抓住戰後初期與戒嚴年代的兩個核心結構：國家暴力的規模與制度化程度。台灣在1949年進入長期戒嚴，直到1987年才解除，形成長達38年的戒嚴體制，伴隨情治系統、思想管制與政治案件審判的常態化。 這段期間的高壓統治，與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集體創傷相互連結；二二八死亡人數的研究估計常落在「約1.8萬到1.9萬」等級，顯示其暴力強度並非零星衝突，而是足以重塑社會記憶的國家暴力事件。 在這個脈絡下，「比日本殖民還差」的語句，指向的通常不是日治的美化，而是戰後威權在清算、恐懼與長期壓抑上對台灣人的切身經驗。 但同一句話也會引出反方論點：比較的基準是什麼？日本殖民統治同樣存在壓迫、差別待遇與政治鎮壓；而戰後民主化過程也包含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國會改選等制度變遷。國民黨方面即以「仇恨式發言、忽略歷史背景」回應，並強調民主化不應被簡化為單一政黨敘事。 這使得賴清德的句子更像是一種「政治定位語言」：把台灣的民主正當性，直接錨定在對威權的否定與對受難者記憶的承認上，而不是把民主化理解為漸進改革的行政成果。 從政治效果看，這句話同時完成三件事。第一，它把「總統直選30週年」的意義，從制度慶典拉回到歷史責任：直選不是自然降臨，而是從高壓統治與反抗中長出來。第二，它把台灣當代政治的主軸再次鎖定在「反威權、反滲透」的敘事框架，將國內政黨競爭與對外威脅連成一條線。第三，它也加深社會內部的記憶分歧：當你用「更差」做比較，必然會迫使不同世代、不同家庭史的人，在同一個句子裡選邊站。 更精確的讀法是：這不是在做歷史學的「總體評分」，而是在用歷史創傷作為當代政治的正當性資源。它可以動員支持，也會放大對立。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誰更差」這種難以量化的命題，而是：國家是否願意把威權年代的責任鏈條講清楚、把受難者的制度性補償做完整、把民主韌性的制度設計補齊，讓「直選」不只是一張選票的儀式感，而是能抵抗任何形式威權回潮的治理能力。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台灣價值」之所以常被拿來辯論，不在於它的字面意義，而在於它被用來解釋台灣如何在多次族群遷徙、政權更迭與文化層疊後，仍能建立共同生活的秩序。若把它理解為法治、民主、言論自由、程序正義與對個體尊嚴的承認，台灣價值就不是單一族群的所有物，而是一套讓差異得以共存的制度性承諾。問題出在當它被縮減成口號、身分測驗或文化表情時，台灣價值就會從「保護多元」變成「要求一致」，反而背離台灣形成共同體的歷史路徑。 台灣的共同體不是一次完成，而是長期「政治整合」與「文化交織」的結果。原住民族在島上延續數千年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土地記憶與多語文化的根。清代以後的閩南與客家移入，帶來聚落拓墾、宗族網絡與地方信仰，形成今天許多地方社會的底盤。日治時期則以近代國家治理的方式重塑教育、戶籍、醫療、交通與城市管理，留下制度化的現代性痕跡。戰後大量外省族群遷來，帶入新的政治語言與國家想像，也在戒嚴體制下造成壓抑與衝突。近三十年，東南亞與其他地區的新住民家庭擴大，讓台灣進入更典型的移民社會狀態。這些層疊看似彼此張力，卻也構成台灣的特徵：台灣不是純粹，而是混雜；不是單一路徑，而是多重記憶在同一套制度裡競合。 因此，「合一的台灣價值」不是消滅差異，而是把差異納入共同規則。政治上，它依靠選舉競爭、權力制衡與司法救濟，把衝突導入可預期的程序；文化上，它靠多語並存、地方生活與公民教育，把多重身分變成可以被承認、被表述、也可以彼此協商的狀態。語言在此最能看出分野：語言是文化資產，不是忠誠測驗。當任何一種語言被拿來作為「誰更像台灣人」的門檻，台灣價值就開始縮水，因為它把原本應該被保護的多元，轉化成新的排除。 進入新世代，台灣價值面臨的不是「要不要更台」，而是「要不要更制度化、更可持續」。公共議題正在改變台灣價值的重心：少子化與高齡化要求更公平的照顧分工與社會安全網；能源與供應鏈風險要求更務實的風險治理與透明決策；數位平台與AI普及要求新的隱私保護、媒體識讀與演算法治理；居住正義與勞動條件要求把成長果實與生活成本重新對齊；國安與防衛則要求民主社會如何在不犧牲自由的前提下建構韌性。這些議題會逼迫台灣價值從情緒認同，走向可檢驗的制度能力：能否用程序守住尊嚴，用政策降低不平等，用公開透明降低猜疑，用多元包容維持共同體。 台灣價值若要把人民帶往更穩固的未來，方向不是更窄的身分界線，而是更清楚的公共底線：任何人只要願意在這塊土地上守法、納稅、參與公共生活，就應被制度平等對待；任何政治立場都可以辯論，但不得以排除、羞辱與獵巫取代論證；任何文化記憶都可以保留，但不得被用來否定他人的存在。當台灣價值回到「保護差異、維持共處」的功能，它就不需要大聲，也不需要測驗，它會長在制度裡，長在彼此尊重的日常裡。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美國國家反恐中心（NCTC）主任 Joe Kent 近日公開辭職並發布辭職信，把原本屬於內部國安系統的歧見推到檯面：他不只是不滿某個戰術決策，而是直接質疑對伊朗軍事行動的必要性與合法性，並把矛頭指向「以國家緊急或反恐之名」擴張戰爭目標的路線。多家報導指出，Kent 在信中主張伊朗並未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反而是美方選擇升級，使美國被拖入更高成本的區域衝突。 這封辭職信之所以關鍵，在於 Kent 的職務性質。NCTC 是跨部會情資整合的中樞之一，象徵「反恐—情報—作戰」的制度接口。當反恐體系的領導者用辭職方式表態，等於向官僚體系與國會釋放訊號：政府內部對「戰爭目的、威脅判斷、升級門檻」並未一致。對川普而言，這會造成三種直接後果。第一，軍事行動的公共正當性被削弱，因為反對聲音不再只是政黨對抗，而是來自國安體系的「專業背書反轉」。第二，盟友與中立國更容易把美國視為高風險的升級推手，對聯合護航、情報共享與基地支援更趨保留。第三，白宮在後續擴大行動、追加授權或預算時，將面臨更高的國會審查與政治交易成本。 更麻煩的是，美國輿論目前並不站在「戰爭擴大」那一邊。Reuters/Ipsos 民調顯示，僅約四分之一受訪者支持對伊朗打擊，反對與不確定者合計明顯更高；同一份資料也呈現強烈的黨派差異，顯示此議題正在把社會切成平行現實。 另一份 Economist/YouGov 的追蹤亦指出，美國社會在是否以武力推翻伊朗政權、是否支持擴大用兵等問題上呈現負淨支持，且黨派極化在攻擊後更加明顯。 把 Kent 的辭職放回川普路線，這更像一次「內部制衡」被迫外顯的事件：白宮希望透過高強度打擊建立嚇阻、迫使對手退讓，甚至以政權更替的陰影重塑中東秩序；但反恐與情資端擔心的是報復循環、代理人網絡擴散、以及長期駐軍與護航成本。Chatham House 的分析也指出，川普在第二任期對用武的政治顧忌下降，轉而以「遺產」思維消耗政治資本，這使得國內反彈更可能集中到制度層（國會、官僚、司法）而非純選舉層。 因此，Kent 辭職不必被誇大成「戰爭即將結束」的訊號，但它確實提高了川普在中東持續升級的阻力：軍事上能打，政治上未必撐得住；若輿論維持低支持度、且官僚體系出現更多公開反對，白宮將更依賴短期戰果與訊息戰來維持敘事，反而可能把衝突推向更不穩定的節點。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美國與以色列持續聯手軍事打擊伊朗，美國總統川普近日於社群平台發文表示：「到目前為止，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產出國，所以當油價上漲時，我們會賺很多錢，但是，對我身為總統而言，更重要且更值得關注的是，要阻止伊朗這個邪惡帝國擁有核子武器，摧毀中東甚至全世界。我永遠不會讓這些事情發生！」、「伊朗的海軍已經消失，他們的空軍不復存在，導彈、無人機和其他一切都被摧毀，他們的領導人已經從地球上被抹去。我們擁有無與倫比的火力，無限的彈藥，以及充裕的時間——看看今天這些瘋狂的卑鄙小人會發生什麼。他們在全世界殺害無辜的人已經47年了，而現在我，作為美利堅合眾國的第47任總統，正在消滅他們。能夠這樣做是多麼偉大的榮譽！」，顯見川普亟欲徹底消滅伊朗的核威脅與革名衛隊及其代理人對區域的威脅，重塑有利美國的中東秩序。然而，高強度的火力縱可取得戰場上的優勢，但重塑地緣秩序卻不能單靠戰機與飛彈。        在美以對伊朗進行長達10餘天的密擊空襲後，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及主要領導層遭斬首，正規海空軍幾乎癱瘓，伊斯蘭革命衛隊分散各地的指揮部卻反常地發射彈道飛彈及無人機，無差別地攻擊周邊海灣國家，除境內的美軍基地外，連機場、高級酒店等民用設施都受波及，此種瘋狂攻擊行徑導致伊朗失去海灣國家的支持；日前伊朗封鎖荷姆茲海峽的舉動，阻礙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運輸，導致油價飆升至每桶 100 美元以上，也激怒了德黑蘭的「全面戰略夥伴」：北京，因為中國是伊朗原油的最大買家。德黑蘭在受美以重創下不尋求停火，還擴大衝突得罪關鍵盟友與鄰國，如此決策模式乍看之下實難以理解，然而美國國務卿盧比歐今年2月16日就點出了伊朗特殊的決策考量：「我們面對的是激進的什葉派神職人員，他們的決策是基於神學考量，而非地緣政治考量。」，此神學考量係指伊斯蘭教什葉派的「末日神學觀」，什葉派相信第12代伊瑪目馬赫迪在西元874年隱遁後並未逝去，而是等待真主的命令出現，會在世界末日時重返人間，與耶穌聯手糾正世間的不公與壓迫。 而伊朗什葉派針對「末日神學觀」可分為兩派，其一是「安靜主義」派，主張靜待馬赫迪到來，且避免在馬赫迪回歸前干涉世俗政治，而應專注信仰生活；另一派則是「末日加速主義」派，是激進的什葉派神學分支，主張透過製造戰爭或混亂加速馬赫迪回歸，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伊朗建立了「法基赫的監護」體制，即由最高領袖（如哈米尼）代理馬赫迪管理世俗事務，成為以此神學思想作國家根本的神權政體 ，主張核武、武裝代理人網絡都是製造末日來臨的必要手段，且視美國、以色列為馬赫迪回歸的障礙，必須予以除去，故伊朗於當今之勢自會持續對抗美國及以色列，擴大戰亂加速末日到來。 美國靠空中力量固然可以「斬首」德黑蘭的核心高層，也可以「炸毀」軍事設備，但無法「消滅」極端的宗教信念，達成川普所說的避免伊朗成為中東區域威脅，縱美國派遣地面部隊進駐，面對數十萬「欲製造末日到來」及具極度反美情緒的革命衛隊及其轄管的巴斯基民兵組織，只怕將陷入比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更深的泥淖。 而歐洲國家本已普遍擔心本次戰事會帶來難民潮與能源危機，故未如俄烏戰爭爆發時堅定站隊美國，給中國偌大的操作空間，屆時若戰事邁入長期化，導致難民潮與油價飆破天際，中國勢將美國貼上「區域和平破壞者」的標籤，進而在能源、經濟與難民問題上繞過美國，逕與歐洲建立協商平台，分化美國為首的同盟陣營，嚴重侵蝕美國自二戰以來建立的全球領導地位。         欲使伊朗不再成為美國在中東的地緣威脅，美國除透過軍事打擊讓伊朗「去核化」（無力發展核武）、「去軍事化」（摧毀伊朗彈道飛彈能力、無人機生產與代理人武裝力量）及「去能源封鎖化」（瓦解伊朗對荷姆茲海峽的封鎖）外，更核心也更根本的關鍵是需對伊朗神權政體進行「去宗教化」，避免極端神學思想持續主導伊朗的國家發展。 因此，美國應避免把伊朗內部的神職人員都推向對立面，而應利用「安靜主義」派與「末日加速主義」派的教義分歧採取「分化招降、神俗分離」的策略，暗中招降與扶持伊朗內部主張「安靜主義」的神職人員，強化「神學不應干涉世俗政治」的輿論聲量，從神學角度解構神學政體的統治正當性，推動神學回歸經典研讀與信仰生活的行動，剝除伊朗高層的激進派神職人員透過革命衛隊對內強力鎮壓，對外扶持代理人網絡的「神學基礎」，促使伊朗高層的激進派神職人員將世俗權力交還官僚體系。 當伊斯蘭共和國成為將神學回歸清真寺與學院，不再對外投射力量的世俗化政權，白宮與德黑蘭方有談判合作的空間，美國才能終結長達47年的中東地緣威脅，並避免油價失控與難民危機分化美歐同盟，也更能投注資源在印太地區對抗中國的擴張。 作者：王昱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