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災變」給人類的啓示就是，愛心會更洋溢，防災的準備會更周全。更不必說大家群策群力的投入、人間到處有溫情的表現，多麼有助人類社會的團結、互信及更文明！

這次206花蓮震災，政府反應快速，全台各地加上國際救援及愛心紛紛湧入，充分展現「最美的風景缐是人」的台灣價值。其中令台灣倍感溫馨的，是世界大國之一的日本，首相安倍親書「台灣加油」及「台灣的老朋友們，日本此時此刻與你們同在」為台灣打氣，證明了「德不孤必有鄰」及「患難見真情」的真理（患難中最能看出誰是朋友誰是敵人）。

花蓮震災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進行救災及復原。 圖片來源：國防部

當然，大災變中也免不了「天譴」、「台灣國運朕兆」的流言，甚至有「尋找替罪羊」的獵巫行徑。但在科學證據及民智大開面前，人類玩了兩千多年的「災變獵巫學」，同樣證明在這次花蓮震災完全不起作用，被群起攻擊及譴責的反而是造謠者及獵巫者！

大災變中的愛心，921大震時台灣首度見識，當時媒體以馬奎斯《愛在瘟疫蔓延時》一書形容洋溢各處的愛心。其實馬奎斯是把長年無結果的愛及無奈比喻成霍亂。更切合921愛心場景的是卡繆的《瘟疫》一書。在死亡數字一直激増的災變中，許多人掦言這是「天譴」，人類無能為力，只能低頭認罪；李爾醫師一批人卻決定挺身而戰，「反擊瘟疫」！「從死亡及註定無限期的隔絕（城市因為瘟疫必須隔離）中，拯救出最大多數人來」！

而且李爾醫師告訴大家：「做這件事，絕無英雄主義可言，我們是在做當行之務！能反擊瘟疫的武器，只有當行之務，也就是（人類互助及自救的）本份工作！」至於努力祈禱、仰望神恩，李爾悲天憫人的回答：「我若只信仰全能的上帝，我就不會再去治病救人，而會把救人留給上帝。」從921到206，台灣的救災及愛心，不都是秉持李爾醫師這種「當行之務」「本份工作」，與死神拔河，拯救更多人，並慨伸援手，幫助救災者與受災者嗎？台灣令日本人感念至今的311慷慨捐助，不也是921愛心的延伸嗎？

比起愛心，「天譴」之說及「尋找替罪羊」在人類史上更為源遠流長。聖經創世紀就有大洪水的「天譴」：上帝看到人類罪惡橫行，「後悔造人」，決定把他們全部毀滅，只留下挪亞一家乘坐「方舟」脫離刼難。還有出埃及記上帝降下「十災」懲罰埃及人、「罪惡之城」索多瑪及蛾摩拉的毀滅等。大抵而言，「天譴」之說遍及世界各宗教及神話，全部理由都是「懲罰人類罪惡」或「某位大人物的罪惡引起」（如希臘神話稱伊底帕斯王弒父娶母引發瘟疫）。

宗教及神話傳統如此，台灣會有人把此次花蓮震災（還包括之前各次震災）歸咎某人或某事，如說接連兩天黒鷹直昇機失事及花蓮強震是領導者「德不配位」，以及「還要多大地震才能震醒執政者的核電大夢」「天譴台灣也不寃」，也就不足為奇了！反正無論多荒謬的神話鬼話，只要以前曾經相信、流傳，以後就會有人繼續相信、流傳！

但與世界各地宗教、神話不同的是，中國的「天譴」不是為了毁㓕人類，而是為了「警告」（稱為「譴告」），特別是警告領導人。它的整個神話來源是西漢董仲舒，被後代帝王尤其是東漢光武及以下歷任皇帝大力推行，成為中華文化圈獨有迷信。

由於董仲舒的神話造成迷信至今，他的神話原文《春秋繁露》這段，值得特別引述如下：天地之物，有不常（非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此處「天譴」與其他宗教不同，是指天的小懲罰）。異者，天之威也（讓人們畏懼天的威力）。譴之而不知（不知補救悔改），乃畏之以威。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及領導人有過錯），而天出（發出）災害以「譴告」（譴責告誡）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不知及時改過），乃見（顯現）怪異（更離奇的災害）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重大的災變包括皇帝死亡或朝代滅亡）乃至。

董仲舒一方面替皇帝製造「天子替天行道」（代表上天行使職權）的「君權神授」神話，一方面替儒家製造「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儒學正統」。而替天行道的「天子」權力無人可制，董仲舒只好再製造「災異」神話來「制衡」皇帝，自己並扮演「災異」宣導角色。結果他及他的後代追隨者，不少都因「妄言災異」被判死罪。幸好漢武帝念及他為劉家「皇權永固」立下功績，破例赦免了他，此後他即被嚇破膽，「終生不言災異」。

由此可見，董仲舒式沒有事實（現在是科學）根據的災異神話根本靠不住，皇帝不是選擇不相信，就是為了安定民心，把它當做統治工具（如下罪己詔、改元），讓「愚夫愚婦」信以為真，逐漸在後代形成中華文化圈獨有的「譴告」迷信。

與「天譴」伴隨而來的是「尋找替罪羊」。這原本建立在宗教的「替代犧牲儀式」上，用牛羊這些「犧牲」的祭獻，換來大家的生存。後來，大災變發生（特別是瘟疫這種動輒死亡全國、全歐洲人口二至三分之一以上的大災變），牛羊的獻祭無效了，開始有人把腦筋動到「有罪」的人身上，其中最「罪大惡極」的就是「害死耶穌」的猶太人。於是，在公元以後歷次大瘟疫中，猶太人就常被指控在水中施毒或巫術害人，或乾脆認定瘟疫就是他們謀害耶穌的詛咒，而把他們當成「替罪羊」屠殺，一方面變相祭獻，二方面為整個社會憤怒及恐懼找到發洩口。

「替罪羊」是人類對「天譴」最不可取的恐懼及罪惡轉移方式。羅馬人既曾迫害基督徒，基督徒也曾迫害猶太人，而其迫害發展到「終極」，就是納粹屠殺六百萬猶太人。如今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各種大屠殺的反省，人類瞭解了「天譴」的謬誤及無謂，認識了「人權」的神聖及不可侵犯，除了少數喪心病狂的國家及個人以外，已經很少人把別人當做「替罪羊」或「國家神聖使命」的犧牲，要「理直氣壯」（實際是「蠻橫無理」）去侵犯他人他國的人權國權了！

因此，總結「大災變」給人類的啓示就是，愛心會更洋溢，防災的準備會更周全。例如現代衛生醫學就是對抗瘟疫發展出的，18世紀以來不斷發現發明的疫苗，成了戰勝傳染病的有力武器。斷層帶分析及各種防震制震技術的演進，則成了應對地震的「有備無患」。更不必說大家群策群力的投入、人間到處有溫情的表現，多麼有助人類社會的團結、互信及更文明！如同卡繆《瘟疫》一書李爾醫師總結這場災難的結論：「人的身上，可讚美之處遠多於可鄙夷之處！」

作者 / 孫慶餘
（本文經作者同意授權轉載，原文出處：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