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三萬元的夢想數字不能只是「夢想」，它需要「執行力」圓夢… 低薪問題最終仍要靠帶動整個社會生產力及經濟活力解決。
勞團為反低薪暨一例一休修法，鼓動年輕人上街演出「大暴走」。蔡英文為挽回年輕選票，大談最低工資三萬元是「我的夢想數字」。雖然蔡隨後在年終媒體茶敍提出「終結青年低薪五方法」（其中大多是夢想），但低薪問題絕不是靠示威及夢想解決。
國家要拉高工資，先要讓企業有競爭力及創造工作機會，再靠稅賦手段扭轉經濟全球化導致的貧富懸殊差距，挽救中產階級、減緩並最終消除「99％對1％」的抗爭。而年輕人示威大暴走，除了讓人想到台灣已是「年輕人詐騙王國」及「全球最大詐騙輸出國」外，更加重年輕人只會「鬧事」的印象；太陽花學運及中學生反課綱運動累積出來的年輕人美好形象一夕褪色！
一例一休堪稱是極僵化制度，對勞資消費者三方及台灣競爭力的傷害難以估計，六成以上民眾支持修法是大勢所趨。而沒有低薪及過勞問題的勞團，居然成為反一例一休修法急先鋒。劉泰英的看法最一針見血，他說勞團這樣吵吵鬧鬧，「越吵只會對勞工越不利」。他以過去在美國念書的經驗（我後來也有這個經驗）指出，當時美國及歐洲幾乎天天罷工，勞資對抗嚴重，現在卻很少上演，因為他們知道，光是透過罷工、對抗，完全無助薪水增加。
劉泰英說：實質薪資要增加，必須先提高勞動邊際生產力（一例一休卻反其道而行）；邊際生產力無法提升，自然無法吸引投資，也無法帶動實質薪資及就業機會。以一例一休為例，政府太硬性規定，導致企業成本墊高，只好漲價，勞工也不會加薪；而如果勞資對抗惡化，企業不願在國內投資，進而把錢轉到國外，勞工更是不會加薪。
張忠謀「老成謀國」的話同樣發人深省。他說：「最低工資的訂定有其市場邏輯，必須瞻前顧後，否則效果可能適得其反，反而傷害了最需要被保障的對象。」（即弱勢勞工，而非那些收入安穩、有閒抗議的勞團。）舉例說，當最低工資太快調高到蔡英文「夢想」的三萬，所有被僱主視為不值得花或請不起的員工，就可能面臨失業；而且許多辛苦經營的中小企業主已預言「全國會有一半公司行號倒閉！」「到最後受害的是誰？有保護勞工嗎？」「訂那麼高的薪水，簡直是逼企業走上絕路！」
無論如何，「夢想」歸夢想，前述國家拉高工資的條件必須先齊備，尤其要鬆綁不利吸引投資及企業回流的法令，快速解決「五缺」，才能增加投資意願。投資意願一增加，企業必然爭著「搶人」。而高等教育及技職教育政策再導正，身懷一技之長的高職畢業生必然起薪三萬以上，許多大學畢業生也不會再像現在這樣無半技之長，只能領22k起薪，或被迫出國當外勞，或加入詐騙集團、游走全世界、把台灣聲名敗壞到全世界了！
至於年輕人示威大暴走，從反賴清德「功德說」以來愈演愈烈，到十二月廿三日「反勞基法修惡大遊行」更是極度脫序。當天警方明明處置得法，卻動輒得咎，一再被誣賴。主辦單位宣布活動結束後，仍有數百人繼續流竄鬧事，打傷員警。連最討好年輕選票的柯文哲都憤而說：「陳抗雖是國民權利，但不能（故意）堵住、癱瘓幹線交通。」「有本事把群眾帶出來，就要有本事把群眾帶回去，不能在解散後還在街頭流竄。」
「功德」是人間融合及社會存續的關鍵要素。賴清德之值得敬佩，就在他很有公德心、做過很多功德。沒想到他的「功德說」竟引來勞團及年輕人團體惡意解讀、大肆抗議、損毀公物。當「功德說」都可以被扭曲成「主張低薪」及「製造過勞死」，六成以上民眾支持的一例一休修法會再被扭曲成「修惡」，也就理所當然了！而這種扭曲人格會成為「鬧事族」、成為正常民主社會不容的「示威暴走族」（我們當年在美國示威，只要逾越警方設下界線，警棍便馬上打下，不服從的也馬上帶走），更是不在話下。他們駡功德說、駡一例一休修法，但他們的公德心及責任感又何在？
對這次反修惡遊行反感的人非常多，法學教授謝榮堂的媒體投書即稱，這次勞團遊行「自始未依核准路線」，遊行結束後數百人「持續干擾行進中車輛，佔據快車道、十字路口，恣意攔阻公車、衝撞警察⋯更欲衝往行政院。」「參與者並釋放訊息，不願停止違法脫序行徑。少數律師不但未予規勸，還只看立場不論是非，縱容、參與及陪同脫序行為，形同脫序護身符。」「更荒謬者，謠稱警察脫女性陳抗者衣褲；至於所謂維權律師遭逮捕，警方舉證，是律師自己又要隨同上車，又表明要下車，亦讓他自由離去。」（12·28 自由時報）
總之，最低工資三萬元的夢想數字不能只是「夢想」，它需要「執行力」圓夢；蔡英文一週前接受財經媒體聯訪即表示，過去一年多政府「急行軍」式積極修法，接下來要靠執行力推動。同理，反低薪也不能訴諸示威遊行，「鬧事」型的公民運動只會消耗社會成本（與中共「窮台計劃」「摧毀台灣民主」陰謀不謀而合）、徒增社會反感。低薪問題最終仍要靠帶動整個社會生產力及經濟活力解決。
作者 / 孫慶餘
（本文經作者同意授權轉載，原文出處：風傳媒[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