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美台之間關係無比重要，台灣確實需要學會面對前所未見的美國「商人總統」。
川普首度亞洲行，在中日都受到超高規格接待，中國尤其給予皇帝級禮遇。但理當是世界領袖的川普，此行表現卻像商人而非政治家，以致時代雜誌亞洲版封面直書「中國贏了」，紐約時報也以「川普訪華為何奉承習近平」「川普正把全球領導權讓給中國」二文，評論國際秩序—中國取代美國領導世界—的轉變。身處美中地位一旦轉換即將首當其衝的台灣，因此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學會面對美國「商人總統」。
紐約時報第一文說：川普訪華對習近平大加讚揚，不僅未在貿易議題上為難對方，還向他致敬，稱習領導的國家讓美國「遠遠落在後面」。他甚至把美國不斷擴大的對華貿易逆差歸咎自己的前任，而非中國。「川普對中國尊重的程度，就一位來訪的美國總統幾乎前所未有」。他似乎認為美國能以討好中國領導人，來實現自己的目標；美國和中國的角色也為此出現轉變訊號：現在是美國需要中國的幫助，而不是中國需要美國的幫助。
紐約時報第二文說：經過中共十九大，習近平權力已經鞏固，《經濟學人》稱他是全世界最有權勢的人。這個尊稱原本該用於美國總統，但現在川普的國內支持度空前低落，國外對美國領導力的信心復大幅下降。「當川普執迷於構築高牆時，習近平正在忙於搭建橋樑。川普迴避多邊主義和全球治理，習近平卻日益接受它們—，並在國內進行使中國主宰廿一世紀的全球經濟戰略投資。」「所有這一切，也讓中國成為國際秩序的主要仲裁者。」而長久以來，「國際秩序」原是與美國聯繫在一起的。
紐約時報的評論對中國也許「過譽」了。中國以皇帝級禮遇接待川普，不只是投商人「喜不自勝」之所好（川普連別墅及私人飛機內部都愛用廿四K金鑲嵌，習近平帶他參觀北京故宮，就介紹他抱純金花瓶），也可說是一種「先蹲後跳」的謀略，如同中國古代太公兵法說的「鷙鳥將擊，卑飛歛翼；猛獸將博，弭耳俯伏。」（猛禽在擊殺獵物前，一定先低飛並將翅膀收起；猛獸在博殺獵物前，一定先收緊雙耳、俯伏在地）。習近平在川習二人共同致辭時強調「太平洋夠大，同時容得下中美兩國」，即是顯示中國「強國崛起」猶待舖陳，對美國仍需遜讓三分。
但對川普，紐約時報並沒有「過貶」。川普連在APEC企業領袖高峰會上演說，都指責亞太國家以低價跟美國搶工作、WTO功能不彰、自由貿易讓美國吃虧，今後他不會再讓美國被佔便宜，「我一直以美國為優先，一如我期待在座各位以貴國為優先」。他還說不把美國貿易逆差歸咎亞太各國，而要歸咎過去歷任美國總統「漠視所致」。
試想，一個理當是世界領袖的川普斤斤計較於美國貿易被佔便宜，不知道美元做為世界貨幣，已佔盡世界多少便宜；而且美國高科技領先世界，「誰與爭鋒」；美國強力推銷的武器更是佈滿世界。製造業是資本主義社會產業，按照彼得·杜拉克廿多年前分析，身處「後資本主義社會」的美國，已進入知識工業時代，應該用知識與創新來競爭。想不到川普還停留在製造業思考模式，要和比美國落後、生產條件遠不如美國（除了廉價勞工）的亞太各國計較「貿易公平」，甚至忘掉自己是世界領袖，要各國和他一樣「以自己國家為優先」，不知欲置美國的「領袖風範」、「全球地位」、「世界責任」於何地！
商人在古代各國評價一向不高，東方如中國及周邊各國視商人為「四民之末」不消說，西方中世紀時代也視商業為不道德的職業，出名的威尼斯商人及猶太商人都大受鄙夷，因為他們違反當時封建莊園制要求的自給自足及社會秩序。儘管生產力的發展帶來了資本主義，讓商人的地位大大改善，但商業之為職業仍然充滿負面評價。當商業最需要的「誠信」喪失或失靈後，就會出現洛瑞塔·拿坡里奧尼著作描述的《流氓經濟》、出現愛德華·錢思樂着作描述的《貪婪時代》，成為全球化時代普遍現象。
「川普現象」是否屬於以上普遍現象之一且不論，基於美台之間關係無比重要，台灣確實需要學會面對前所未見的美國「商人總統」。中國傳統智慧中就藴藏不少提防商人的儆醒之言。如詩經《氓》說：故做憨厚的商人拿布來交易絲，其實不是為了交易，而是來打我主意，要把我娶到手；但他一娶到手，馬上變臉，以前是「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如今是「不思其反」（沒想到翻臉比翻書快）。如白居易《琵琶行》說：「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如李益《江南曲》說：「嫁得瞿塘賈 ，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 ，嫁與弄潮兒。」
商人會不會對你「言笑晏晏，信誓旦旦」，然後為了更大利益而「不思其反」？會不會「商人重利輕別離」、「朝朝誤妾期」？身為被動與從屬的一方，本來就必須及早心理準備，並且「莊敬自強」。不要忘掉當年蔣經國是如何提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這句口號的！
作者 / 孫慶餘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出處：風傳媒）
